引言

在两宋时期，词体作为一种全新的文学样式得到长足的发展，词体创作实践成就颇高，作品不仅在数量方面取胜，质量亦上好，呈现出繁盛的局面，在这样的词学背景下，陈师道提出“本色”、“当行”的观点，肯定了婉约词的优越性。

一、婉约词的发展背景

从我国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，汉唐是两个发展强盛的巅峰，而唐代以其开放的态势、奋发的精神，缔造出我国在世界上空前影响的文明文化。

但是，中期过后，有唐一代便随之进入发展的没落期，直至晚唐五代时期的萎靡，藩镇割据地方，宦官篡权中央，叛乱时起，烽烟弥漫，国家长期处于分裂状态，民不聊生，困苦不堪，时局每况愈下日薄西山，需要强有力的军事力量扭转时局。

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志士虽有一腔报国热血，在现实面前却无处挥洒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愿望没有能够实现的环境，时事的残酷和远大的理想抱负之间的矛盾，是历史变革时期的无奈，这使文人志士们产生无能为力，又无可奈何的“末之感”。

踏过五代十国遍地的鲜血和疮痍建立起来的宋朝，缩回了原来唐朝张开的开放双臂，在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司法等方面采取保守的态势，军事上连连失利，外交上节节败退，既是宋朝统治者及其文臣武将丧失唐人“宁为百夫长，胜作一书生”的建功立业的气魄和壮志，也打击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息，引起人们的强烈的不满。

在无法打败外族入侵的情况下，统治者为了巩固江山，只能加强对人民的统治，司法和刑罚制度日趋完善起来，面对宋王朝的这一局面，个体的奋斗拼搏，都显得无比渺小微不足道，也不可能扭转国家局面，开放包容扩张的时代精神，逐渐被内向保守自卫的所取代。

对外的胸怀报国热情而实现无望的文人士大夫，不得已开始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，关注自己的情感情趣，关注自己的人生追求和价值所在。

词本源于民间，为和“里巷胡夷之曲”的需要得以出现，因此，自其产生之时便主要在歌楼妓馆里，和着乐工琴弦，供歌妓传唱。花间词的诞生，是文人介入作词的结果，但文人的介入并没有词作为“歌者之词”的地位，应歌而作，和曲成调，女性歌之，供人娱乐清欢。

《云谣集》记载：“其间有怀念征夫之词，有怨恨荡子之词，有描写艳情之词，与《花间》、《尊前》之容相较，亦无二致。”

歌楼妓馆的传唱环境，歌妓的传唱媒介，使得词在产生之初便表现出“婉媚”之风格，传唱者的容貌气质妩媚，性格和顺，辞情婉约，曲调婉转，像一个害羞温顺柔美的女性，展现出阴柔婉约妩媚的特点,同时，这也决定了婉约词以描写风花雪月儿女情长为主要内容。

二、“本色当行”

《花间集》不仅是首部词作结集，也是婉约词的首部文集，主要在酒宴歌席推杯换盏间，用来为文人士大夫们“娱宾遣兴”、把酒言欢的。

宋初时期的潘阆首先提出了“诗词同理”的思想主张，认为词和诗一样能抒发作者的思想感情，反对当时人们视词体为艳科、小道、诗余的看法，但潘阆的这一观点并没有引起世人的关注。

《祭张子野文》记载：“清诗绝俗,甚典而丽。搜研物情,刮发幽翳。微词宛转,盖诗之裔。”

苏轼从诗词的功能出发提出“词为诗裔”，诗是词产生发展的源泉，词是由诗衍生出来的，虽然表现形式不同，但两者均具“搜研物情，刮发幽翳”的作用，提倡词体革新，倡导使词诗化的思想观点，同时全面变革词的表现风格和表达的内容，使词体突破风月场所“浅斟低唱”、“依红偎翠”，开始成为世人文人抒发情感的渠道。

词由原本和曲而作的歌词，依附地位转为文人抒情的独立文体，从民间俗文学逐渐向文人案头文学方向转变，不仅开阔了词的适用范围，也拓展了词的可以表达的内容、题材空间，达到“无意不可入，无事不可言”的效果和程度。虽然苏轼的观点提高了词体的地位，但是和词本来的婉约传统背道而驰。

在婉约词的这一传统词风风行的基础上，由李煜开始逐渐发展起来的豪放词，经过苏轼及其门人的努力，开始在社会中盛行，同时也改变了婉月词的风格，不再注重儿女情长风花雪月，不再注重婉约含蓄，不仅在写作内容方面、乐律和弦方面、词风特点方面、写作技巧方面与婉约词截然不同，更是不再适合在歌楼妓馆风月场合的传唱吟诵。

在这一时代背景下，面对苏轼及其门人对豪放词的开拓和延伸，陈师道对词的创作的提出“本色当行”的要求，这一观点的提出，既体现出其对词体创作的要求，同时也体现出在当时社会中，婉约词占相对优势的文学地位，以及以婉约词为“正宗”的观念。

陈师道首先提出“本色当行”的概念，他认为婉约词符合作词的“本色”，作词应以婉约词为标准，对苏轼词的态度是贬斥的，认为苏词在韵律方面的欠缺，不认同苏轼“以诗为词”的做法；同时也表达出他对秦观词的赞许和推崇，在作品的艺术价值方面，秦少游的词作比苏词的要胜出一筹。

从这两种相似的观点中不难看出，认为词应该和曲而作，以体现婉约柔美的“本色”角度入手。当然，这也与词的历史由来是分不开的，本身词的起源就与音乐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

三、“要非本色”

在南唐时期，花间词人更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，为词穿上“艳丽”的外衣，使得词具有了言情表意、婉曲幽妙的基本功能，这种独具一格的形态成为了词得以发展壮大、流传深远的根本原因。然而随着时代背景的更迭，不同的历史环境需要不同的审美情趣来呼应，因此花间词不可能一直经久不衰下去，词风的转变呼之欲。

陈师道曾说“余与他文未能及人”，事实上，在当时他的诗就已经十分受人赏识，然而他的词作则是遭受着另一番境遇——“卿士无欲余之词者”，几乎无人重视。这样的态度与胡寅酒边集后序中“随亦自扫其迹，日谑浪游戏而已”的态度简直是天壤之别。

佛教中将绮语艳词称之为“业”，陈师道便把自己的词集取号为《语业》，这无疑是对“词为艳科”四字强有力的支持。陈师道如此毫不避讳的称自己的词集为“业”，也可视作是对黄庭坚词的声援与赞同，同时也表达了对同为苏门中苏轼词“非本色”这一现象的不认可。

《诗余图谱·凡例》记载：“大抵词体以婉约为正，故东坡称少游为‘今之词手’，后山评东坡词‘虽极天下之工,要非本色。”

陈师道虽然强调词要“本色当行”，对花间词婉曲幽妙、绮语艳词的审美风格乐此不疲，但这些只是停留在词风上，与人品却毫无关系。陈师道一面进行对词“本色”，言情的推崇，一面又为这些正统文人大夫也写出绮语艳词进行辩解，无时无刻不透露出词风与人品的矛盾对立。

陈师道继承词体发展以婉约词为先的看法，认为词以婉约为正体，首先提出“本色”、“当行”的观点，认为词体创作应以婉约为规范，在内容方面描写个人情感，在表现形式方面符合音乐美的特性，在表达感情方面不可过于显露，而要含蓄蕴藉婉约。

“要非本色”，虽然肯定了婉约词的优越性和文学地位，有利于扩大婉约词这社会中的影响，但是这种扬婉抑豪的思想观点， 使豪放词的地位不能得以“正名”，处于文学边缘的游离状态。婉约词与豪放词作为词体的两种表现风格，各具特色，各有千秋，不能对其进行孰优孰劣的评论，两者在各自擅长的领域均有出色表现。

结语

秦观词尊重词体发展的传统，肯定婉约词的词体风格，提高了婉约词的文学地位，同时对后世词学家产生深刻影响，奠定了以后较长时期内婉约优于豪放的思想基础。

参考文献：

[1]《云谣集》

[2]《祭张子野文》

[3]《诗余图谱·凡例》